看着这几天被宣传和推广的亲历者研究论坛，我感到不安——它来得太顺了。
我们有过争取权利的历史吗？我们有过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彼此协商、妥协、冲突、辩论的过程吗？已有的伤害和裂痕有得到承认吗？我们连和解都没有过，就直接迎来了和谐。
它像一件在别处早已做好、包装妥当的成品被运了进来。看，日本有当事者研究，西方有用户主导的研究、有幸存者研究，那我们也有亲历者研究。这一切听起来多么自然而然啊！可那件成品在别处之所以有意义,恰恰是因为它身后拖着一部冲突史:对强制治疗的反抗,对精神病院的质疑,病人自己组织起来争夺命名权，精神病学/心理学内部的激烈争论……
中国既没有经历过由精神科医生和知识分子推动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激进精神医学批判，也没有形成足够公开、连续和自主的精神病人／前病人／幸存者运动，更没有经历 Mad Pride 那样由疯人、狂人重新争夺身份与公共空间的行动。
也许有人会说，一定要有争论吗？一定要有冲突吗？一定要有反抗吗？我们走了一条更平稳的路，这样不好吗？那你要知道，在历史上围绕着精神科产生的冲突，并不是某种附带的东西，也并不是某种包装，它就是那个最有价值的内核。 就以有一些人不愿意被称为“病人”，而要称自己为“幸存者”这件事情为例：如果你跳过了这个争夺的过程，你得到的就不是亲历者掌握了命名权这件事，你得到的只是亲历者被授予了一块发言的场地。幸存者幸存于什么？幸存者要从中幸存下来的，不只是具体的暴力(强制、约束、电击、药物损害),更是那套剥夺自我决定权的建制本身。
没有经过冲突的,和经过冲突的,根本不是同一样东西,只是共用了一个名字。一个的内核是权力的重新分配,另一个的内核是"在不改变任何权力关系的前提下,让被接纳者发言"。被接纳是否等于被赋权？“你平时没资格上桌吃饭，一些人大发慈悲地允许你上桌吃饭”和“你不需要这些人的恩赐，你本来就有资格坐在同一张饭桌上”，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也许有人还会说：就算是被恩赐的，就算是被给予的，就算它温和，那它确实也让一些亲历者发声了呀，确实也改善了一些人的处境啊。你为什么要那么的理想主义，用一个不现实的东西来否定眼前的真实的好处？
请注意，我并不是说温和的东西不好，而是如果这个版本成为唯一被允许存在的形态，尤其是当它的存在堵住了别的版本的位置,并且让追问这件事的人显得像个不知足的麻烦制造者时，它就会变得排他。
我不想把这件事说成"中国还停留在更落后的发展阶段,迟早要补课"。这种说法既傲慢又不准确。西方那条路同样充满挑战——反精神病学的高光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和精神科医生，而不是精神病人；幸存者运动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语言与实践，后来又被精神卫生体系大规模吸收、改写和去政治化。
我要问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按西方的顺序走",而是一个更尖锐、也更本土的问题:中国本土明明已经存在精神医学造成的伤害、草根互助、自我研究的实践、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为什么这些没能成为今天"亲历者研究"的起点?为什么今天动不动就谈“首届”“第一”，握住命名权与组织权的,仍然是专业人士?
我想给出的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中国的亲历者研究/实践,不是从亲历者争取知识主权开始的,而是从专业体系决定如何接纳亲历者开始的。
我不会在这里攻击特定的个人和组织。实际上，我认为这不是个体能够导致的结果，这是一个结构在两个方向同时坍塌后，几乎必然长出的形状。一个方向是纵向的:时间上的代际断裂。另一个方向是横向的:此刻的亲历者之间,根本拼不出一个"我们"。
一、纵向:抵抗无法沉淀为可继承的历史
先说纵向。说中国"没有抵抗"是不对的。围绕强制收治、非自愿治疗、诊断权力和精神科伤害,从来都有行动者,有法律倡导者,有亲历者和家属自发组织起来的尝试。问题不在于这些抵抗从未发生,而在于它们无法沉淀下来——有的被边缘化,有的无法持续,有的被迫压低声音,有的干脆消失。
当每一次抵抗都被孤立、被抹去、彼此断开连接,就无法留下经验的遗产,只能变成重复。后来的年轻亲历者接触不到前人,也无法把自己放进一条连续的谱系里。结果是,每一代人都仿佛重新从"分享我的故事""消除对我们的污名""让专业人士听见我们"开始——而不是从前人已经提出的权利要求那里,接着往下走。运动依赖继承;而在我们这里,记忆不被允许累积。
更微妙的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那股"反精神科强制"的公共能量,被一个特定的问题吸走了,而且方向被拧反了——那就是"被精神病"。2012 年《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围绕精神科强制权力最广泛的公共讨论,几乎都凝聚在"正常人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上。它表面在反对强制,骨子里却强化了精神医学的合法性。因为它的诉求是"我没有病,你误诊了我",而不是"有没有病,你都无权这样对待一个人"。问题被框定成了"误诊",而不是"诊断体制本身可不可以这样运作"。于是,本来最有可能孕育出激进批判的那道裂口,反而把医学模型焊得更牢:它默认了"真正的病人"被这样对待并无不妥,需要纠正的只是"别把好人当成病人"。
这意味着,即便在抵抗这一侧,我们手里现成的语言也是反过来加固系统的。一个想批判精神医学的人,常常会发现:TA能借到的最有力的公共词汇,本身就预设了精神医学的正当性。
二、横向:一个拼不起来的"我们"
但纵向的断裂还不足以解释全部。就算把时间这一维放下,只看此刻、只看同一代人,你也会撞见一件更麻烦的事:亲历者之间,根本不构成一个"我们"。
有人的目的是改良,有人的目的是推翻。有人对精神科药物的出现非常感激——它确实把人从某种无法言说的深渊里捞了出来;有人则认定精神科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人生——过度诊断、强制、副作用、被剥夺的自主。这两种人之间不是程度之差,而是方向之别。你没办法把他们装进同一个主语里,让这个主语开口说"我们要求……"——那"我们"就当场裂开了。
我一直在想，到底能不能说“亲历者内部”这样的词语。在我看来，可能都不存在这样的内部，因为不同的亲历者之间，在我们想要什么上，答案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分歧是可以靠对话弥合的，而有一些分歧在本质上是无法去弥合的。
比如对于我来说，在一些特定的场合里，我也会说“患者”或者“病人”这样的词语；但在另外一些场合里，我就会坚持用“亲历者”或者“幸存者”这样的说法。对我来说，这还是可以去调和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介绍我说，说我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那么这是我会坚决拒绝的事情，因为这背后涉及到我从根本上如何看待精神痛苦这件事情。
一个人会感激还是会愤怒，或是无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TA如何理解自己痛苦的来源,以及这套系统，或者这个名为社会的东西，究竟向TA展示了哪一张脸。
如果一个人的痛苦是"无缘无故"降临的——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事件,自己也说不清原因——那么"这是大脑的疾病,跟你的生活无关"这套说法,可能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它一笔勾销了"是不是我太脆弱""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的自责,换成"你只是病了,不怪你"。对这样的人,精神医学不是压迫,是赦免。TA很难去对抗一个赦免了自己的东西。
但对另一些人,痛苦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社会来源。一个遭受过性侵的人,无论后来被诊断为抑郁、双相,在TA自己的理解里,那场侵害都是核心事件。这时候,"这是大脑的疾病,跟你的经历无关"这套话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它把那个最关键的真相抹掉了,近乎一种二次否认。所以TA会本能地抵抗,会转而去别处寻找语言:性别的、权力的、创伤的、反压迫的。TA走向一种女性主义或反压迫的视角,不是因为TA天然更有觉悟,而是因为医学叙事对TA来说根本不够用,甚至在说谎。
所以我想说一句可能有点刻薄的话。对有的人,生活里的困扰也许就只有"xx症"这一项:它始于自身、终于自身,是一个封闭的东西,医学叙事能够把它完整地接住。而对另一些人,那种困扰是敞开的——它连着性侵,连着贫穷,连着暴力,连着一整套没有尽头的社会苦难。
但请注意，我这里并不是说哪一种痛苦更加高级，或者说不同人之间的觉悟有高低。我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痛苦社会化、结构化。如果我这么要求了，那我同样是在行使一种暴力。我想说的是，不同人感受的区别，可能在于痛苦有没有一个外部的指向。因为这会决定一个人是站在批判结构的那一边，还是站在感激结构的那一边。
我在书写这段的时候，觉得我又在犯一种二元化的错误，好像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表达我的想法，我只能举这种比较极端的例子。实际上，当然有人游走于这两种情况之间，有人同时兼具两者，也有人因时而异。我相信更多的人处在一种很复杂、多层次的感受里。
“幸存者”这样的名字，是由于共同经历过的暴力、伤害而凝结起来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亲历者”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可能并没有共同的诉求，或者共同希望批判的对象。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大家都经历了精神医学，都领到了一个诊断。这里的“我们”，不是在精神医学的对面团结起来的，而是被精神医学的分类制度所生产出来的。
三、于是,温和的专业框架补上了这个位置
一个在纵向上被切断、在横向上又拼不拢的群体,没有办法自己长出一套统一的政治诉求。那么,什么东西能把这样一群人勉强收拢到一起?答案是:那个最不冒犯任何一方的最小公约数。
"改善服务""以人为中心""共同生产""让亲历者参与进来"——这些温和的专业话语之所以能占据中心,正是因为它们是唯一一种可以同时容纳感激者与愤怒者的语言。这套话语对感激的人说:你的好经验可以帮助系统变得更好;也对愤怒的人说:你的痛苦会被听见,会被用来改进。它谁都不得罪。代价是,这套话语在收纳愤怒的同时,把愤怒里关键的东西稀释掉了——那个关于"这套体制本身是否正当"的追问,被翻译成了一条条"服务改进建议"。温和的框架不是压住了撕裂,而是绕过了撕裂;它提供的不是团结,而是一个让人不必面对彼此根本分歧的公共表面。所谓的一团和气，大致如此。
而能站到这个公共表面上来的人,又被筛过了一道。在中国做一个被看见的、活跃的亲历者,你得先活下来、稳下来、还要有余力去发声; 这意味着你负担得起持续的治疗，或者有条件通过旅游、聚会、兴趣爱好等方式支撑自己的生活,有家人朋友在你崩溃时接得住你,不必为下个月的生存发愁,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去读懂并使用"复元""自反性""叙事研究"这一整套语言。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本就已经足够幸运。
更关键的是,这道资源的筛子,和上面那道经验的筛子,方向是一致的。那些被系统善待、痛苦"无外部指向"、因而倾向于感激的人,往往也正是更有资源、更有安全感、更走得到台前的人;而那些痛苦深扎在社会苦难里、因而最有理由批判系统的人,恰恰更没有托底、更没有退路、更发不出声音。
最希望抵抗的人可能被迫沉默，而已经被善待的人却能拿到麦克风。
说这些不是要审判任何一个家境优渥、资源丰富的亲历者——痛苦是真的,生死边缘也是真的,有资源并不等于没受过苦。该被追问的是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在这道筛子的顶端,站着专业人士,尤其是精神科医生。在当下的环境里,他们几乎是唯一同时握齐了几样稀缺之物的人:体制内的合法身份(医院、高校、官方学会),让基金会和政府放心的信任度,白大褂自带的文化权威,以及"一个无害的倾听患者、改善服务的医生"的安全感。他们能够充当一种合法性中介——把亲历者的经验翻译成"减少污名""促进康复""推动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经过这道翻译,亲历者可以被看见;但那些关于强制、伤害、拒绝和制度责任的部分,在翻译中被滤掉了。
必须承认,在一个普遍否认精神痛苦、社会支持极度匮乏的环境里,精神医学同时扮演着压迫者与稀缺庇护所的双重角色。对很多人来说,一个诊断是获得休息、请假、被家人认真对待、乃至被允许"病一下"的唯一合法途径。在这种处境里,批判精神医学很容易被理解成反对一切帮助,被理解成要夺走亲历者仅有的那点资源。于是许多人依附于精神医学的权威,未必因为完全相信它,而是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可用的制度语言。
在亲历者经济上可能依赖家庭、公开身份可能危及就业婚恋、批评医生和咨询师还可能招来"再病理化"风险的条件下，要不要现身，要不要公开发出声音，有时候跟勇气没有关系。在这些结构的挤压之下，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生存策略：有人不敢高调，是为了安全；有人不认可精神科的语言和逻辑，却不断重复专业体系的话，是为了保住参与的资格；有人希望从专业权威那边分一杯羹，是因为资源只被集中在那里。当然，还有一些被关掉的、消失的，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大众视野中出现的组织和个人。这些组织和个人安安静静地，如灰尘一般消散在历史的迷雾当中。
四、这意味着什么
把这些放在一起,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非常诡异、却又内在自洽的组合:
有亲历者参与,却没有形成足够公开、连续、自主并具有谈判能力的亲历者运动;有亲历者的声音,却没有集体谈判的能力;有被承认的经验知识,却没有决定什么算知识的权力;有"共同生产"的说法,却没有资源与控制权的任何重新分配。
这一切都指向同一处起点的差异。在别处,亲历者研究的部分重要传统(至少在理念上)源于病人、前病人和幸存者对命名权的争夺——尽管这些运动争取来的语言与实践后来被大规模吸收、改写和去政治化,但那段历史毕竟有过对抗性的时刻。而在我们这里,当前占据公共高光的版本从一开始就被设定在了另一端:不是亲历者去争取知识主权,而是专业体系决定如何接纳亲历者。被接纳,而不是去争取——这就是那种"扭曲感"的真正来源。
什么是研究？当我们说“亲历者研究”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对我来说，它指的是把一些摸索出来的东西沉淀下来，讲清楚。 对个人而言：它可能是一种长期的以自身作为尺度的探索。对社群、社区或共同体而言：它是长期在一起生活、一起扛事、一起互助。这当然也包括彼此之间的争论，乃至撕裂。把这些摸索出来的东西沉淀下来，说清楚，我觉得才是我理解的亲历者研究。它是实践长到一定厚度之后出来的东西，是一种自发的、把经验理论化的需要。它并不是先有了研究的形式，然后再回过头去寻找这些实践。它不是说有一个框架，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塞进去。
看看我们的实践吧，它是如此的稀薄。那些零散的、脆弱的，随时可能办不下去、没有稳定位置、无法持续运转，且没有办法去跟医院、企业讨价还价的组织。难怪我们没有生长出一个研究热潮，因为我们的实践总是如此早夭。
在实践稀薄的情况下硬搞研究，会不会扭曲实践本身呢？我们会朝着可被研究的方向自我修剪吗？那些无法被学术格式收纳的东西，我们还敢说、还能说吗？ 就像我们此前的文章，曾经围绕“亲历者”这个词以及“亲历者研究”的开展进行过争论一样。虽然我们后面并没有收到对这种争论的回应，而且似乎像我们这样争论的人也非常少。这会让人担心，那些被立起来的“范本”，那样的公众号文章，根本就没有竞争者。被简化的谱系、错误的语言用法，会被更多声音冲刷和质疑吗？它会不会变成不证自明的常识？这也是我还想写这类文章的原因。我希望在某种版本被固定之前，注入一点不一样的声音。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生活状态当中。实际上，我已经失眠很多天了。垂死病中惊坐起去把自己凌乱的思想梳理清楚，是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但尽管如此，你看，我还是能够书写，还是能有机会让你看到我的所思所想。我也在这里砍掉了许多自身的愤怒、收束了情感，这恰恰是幸存者研究和疯狂研究所反对的。
怎样的研究是不扭曲的？怎样的起点是不扭曲的？也许我们应该先讨论讨论，什么样的智识算智识，而不是把这个答案，让单方面掌握合法性的一方给出。也许我们应该先有一个环境，让人即便说出“精神科毁了我”、“我从来都不吃药”，也不会因此失去被严肃对待的资格。
我无法假装我们已经走向了欣欣向荣的亲历者研究。
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非常短，还有很多想法都没有放进去，我对此感到很不安。但我也会想，这只是一篇博客，一个特定时刻的思绪流淌，也许我不应该太钻牛角尖。如果您有更多的批评和指正，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