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本文为 Clare Shaw 文章 “Deciding to be alive: self-injury and survival”（《决定活着：自伤与生存》）的导读与选译。原文收入 Jasna Russo 与 Angela Sweeney 编著的 Searching for a Rose Garden: Challenging Psychiatry, Fostering Mad Studies，PCCS Books，2016 年，第 77-85 页。Clare Shaw 是英国自伤幸存者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一名自伤议题培训师、研究者和作者。
Clare Shaw《决定活着：自伤与生存》导读与选译
在关于自伤的主流讨论中，人们常常急于问：这个人是不是有自杀风险？这是不是一种病态行为？该如何阻止？
Clare Shaw 的文章《决定活着：自伤与生存》（“Deciding to be alive: self-injury and survival”）则从完全不同的地方开始讨论这个议题。她不是从诊断、风险评估或临床管理开始，而是从亲历者知识开始。
Shaw 是一名自伤议题的培训师、研究者和作者。她说，自己的学术、专业和行动主义背景当然重要；但她最重要的资历，是她亲身经历过自己所写的事。也正因此，这篇文章的力量不只在于它解释了自伤，更在于它改变了我们聆听自伤者的方式。
整理和写作本文的 qinlizhe.org 小编我，也是一个有过自伤、自杀经历的人。我觉得这两个词在中文里听起来太吓人了。如果让我文学一点来说，它们有时候像是让自己消失，或给自己制造一些强烈的刺激。正如 Shaw 把自己的经历带入写作，我也会在忠实保留原文意思的同时，加入一点我自己的对话。
Shaw 在文章开头写道，自己曾被邀请开发一门关于自杀的课程。阅读相关文献时，她遇到了 David Webb 的 Thinking About Suicide。这本书提醒她：许多曾经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后来也曾有意识地作出另一个决定：
一个活着的决定。
这个表述构成了整篇文章的核心。Shaw 不是否认死亡、痛苦和危险，而是说，在最痛苦的地方，仍然可能存在希望、力量和选择。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也在谈论生命，谈论“活着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想从生命中得到什么”。
一、自伤与自杀不能被简单混为一谈
Shaw 首先批判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自杀和自伤在研究、指南、风险评估和服务实践中，常常被混为一谈。自伤被看作自杀风险的信号，被理解为一种必须被阻止的破坏性行为。像 “self-mutilation”（自我毁损）和 “self-abuse”（自我虐待）这样的词，也强化了这种判断。
但 Shaw 要求我们区分两类行动：一种是为了结束生命；另一种则可能恰恰是为了活下去。
她明确指出：
大多数自伤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活下去。不是为了死。
这不是说自伤和自杀之间没有联系。Shaw 承认，自伤者的自杀风险确实更高。但她提醒我们，有联系并不等于二者是同一件事。许多源于痛苦的行为都可能与自杀风险有关，例如酒精、药物使用或其他伤害性应对方式；但我们不会因此把所有这些行为都直接等同于自杀企图。
理解自伤的关键，不是立刻问“如何阻止它”，而是先问：它在这个人的生命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小编听过一句话，叫“死也是一种活法”。尽管 Shaw 呼吁更细腻地区分人们的动机，但我也承认，这种区分有时候很难。以我自己为例，有时候是向死而生，有时候是真心实意地希望退出地球 online 游戏。当然，在目前专业领域的研究、干预仍然十分粗糙的情况下，我也觉得，我们值得对此有更加细致的思考。
二、自伤是一种应对策略，而不是陌生的怪物
为了让读者理解自伤，Shaw 做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转换。她让我们想象自己经历了非常糟糕的一天：睡眠不足、迟到、被上司施压、和伴侣争吵、账单未付。到了这一天结束时，我们会做什么让自己好受一点？
喝酒？抽烟？看电视？泡澡？吃东西？
这些做法很多都可能对身体或生活造成伤害，但它们在社会上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被接受的。Shaw 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行为与割伤、烧伤、过量服药完全一样，而是说：人们常常会用带有伤害性的方式来应对痛苦，这本身很普遍。
她由此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自伤并不是某种完全陌生、边缘、病态的行为。它和许多日常应对策略一样，都发生在痛苦之中，都可能服务于某种生存功能。
自伤不是简单地指向自我毁灭；它可能是一种让人在无法忍受的感受和现实面前继续活下去的方式。
三、为什么必须倾听第一人称的声音？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知识贡献之一，是它坚持“第一人称叙述”的价值。Shaw 认为，如果我们只依靠统计数据、理论解释和第三人称知识，就会错过自伤中最关键的东西：感受、意义和功能。
在精神健康领域，第一人称经验经常被排除在“有效知识”之外。亲历者的话语被看作不可靠、不理性、病态，甚至被诊断本身抵消掉。Shaw 对此非常警惕。她指出，当我们让这些主观经验沉默时，我们不仅遗漏了“想自杀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人会自伤”这样重要的问题，也会在回应他人时犯下严重错误。
她举了一个例子：一名年轻寻求庇护者目睹家人被杀，独自逃亡到英国，后来又失去最亲近的朋友。但一名实践者却把他的自伤解释为“操控”，并归因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冲突。当理论脱离人的生活，解释就会变成暴力。
Shaw 也回忆自己在使用精神科服务多年后，才发现自己曾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并被认为“无法治疗”。她批判了许多围绕自伤的解释：有的把自伤解释成性象征，有的归因于内啡肽成瘾或大脑化学失衡，有的认为这是寻求关注，有的认为这是模仿行为，有的则把它直接当作自杀企图。
这些解释有一个共同问题：它们都绕开了当事人自己的声音。
Shaw 说，真正有帮助的解释，必须来自自伤者本人。这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明：自伤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它有什么价值和功能，它在什么之前发生，又带来了什么后果。
小编觉得，许多时候不是亲历者说不出有价值的话，而是 ta 根本没有机会说话，或者 ta 说的话都会被理解为症状。让我们想一想，在自伤和自杀的情况下可能会遇到的人吧：警察、辅导员、医生、护士？亲人、朋友？这里面，有谁会比较愿意好好听一听亲历者说话？小编在青春期的时候有一次想自杀，但是最终没有执行，结果迎来的是家人歇斯底里的掌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听到一个人环游了中国，或是去了大明星的演唱会，都会兴致勃勃地想让对方多讲点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是“特殊”的。其实自杀、自伤也是一种“特殊”的经历，但好像没有什么人愿意、乐意、敢于真的听一听，当然，如果是拍成纪录片和电影，人们自然又是趋之若鹜了。
四、自伤可能具有哪些功能？
Shaw 总结了幸存者叙述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功能。自伤可能发生在无法忍受的痛苦面前，也可能与童年虐待、忽视、暴力、霸凌、缺乏支持等经历有关。它也常常与强烈的情绪痛苦、自我憎恨、羞耻、愤怒、无力、焦虑、恐惧、麻木和不真实感相连。
在这样的语境中，自伤可能具有多种功能：
- 缓解感受，改善情绪
- 带来控制感或力量感
- 让人重新感觉自己活着、与现实相连
- 化解内疚和自我憎恨
- 表达痛苦，或传达对支持的需要
这些功能并不意味着自伤“没有伤害”，也不意味着它应被浪漫化。Shaw 的重点是：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功能，就无法真正帮助一个人。
如果我们回想自己在痛苦中使用的应对策略时，会发现它们与自伤的功能高度重叠。人们都在寻找缓解、控制、表达、安慰、连接和活下去的方法。差异在于，有些策略被社会接受，有些则被污名化、被病理化、被惩罚。
五、回应自伤：理解不是第一步，而是核心
在谈到如何回应自伤时，Shaw 的立场非常清楚：理解和接纳不是“第一步”，而是回应本身的核心。
她让读者再次回到那个糟糕的一天。假如你正准备做那件唯一能让自己好过一点的事，突然有人说：“不，你不被允许。我不赞成。”你会怎样？愤怒？无力？更孤单？更想退缩？或者更激烈地去做？
这正是许多服务系统对自伤者做的事：搜查房间，拿走个人物品，脱衣搜身，身体约束，长期关押，持续观察，甚至在上厕所和洗澡时也被监视。这些做法常常以“安全”为名，却可能进一步剥夺人的选择、控制和生存策略。
Shaw 特别指出，在一个人通过自伤来应对难以承受的感受，甚至可能是在避免自杀时，简单地阻止自伤，可能会移除这个人在最需要时拥有的选择、控制和应对方式。她说，至少这会带来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六、什么才真正有帮助？
Shaw 给出的答案非常朴素，也因此格外有力。她说，坏消息是：没有蓝图。好消息是：这并不是火箭科学。
她回顾自己六年进出精神病院的经历，指出真正有帮助的，往往不是复杂的专业技术，而是具体的人。
在六年间进出精神病院之后，我相当有资格谈论那些服务中哪些东西没有帮助。但同样重要的是，也要说出哪些东西有用。简而言之，有用的东西来自个别工作人员，更具体地说，来自他们的态度。有几位工作人员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帮助过我，但其中有两个人体现了所有真正有帮助的东西。她们都是护理助理；所以这并不关乎专业资质。它关乎基本的人类品质。它关乎这样一个事实：她们温暖、关怀、友善。她们花时间陪我。她们花时间与我交谈，也倾听我。她们帮助我感到自己被喜欢、被关心、被重视；感到自己是一个值得他人努力接触的人，也是一个他人可以接触的人。在我生命中那些非常黑暗的时刻，无论是在服务机构里、同伴之间，还是在我自己的个人支持网络中，建立在关怀、牵挂和理解愿望之上的人际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Clare Shaw
这也是全文最接近实践伦理的地方。Shaw 并不否认支持自伤者可能令人害怕、费力、困惑和沮丧。她也不否认人们需要实践资源和理论资源。但她强调，所有理论和方法都应接受一个标准的检验：它是否真正倾听、关心、接纳并认真对待当事人的经验和需要？
七、不仅仅只是活着
文章最后，Shaw 回到自己的生命经验。她说，自己自伤至少二十年，因为它让她活着，也让她保持完整。它让她能够作为自己继续运转。但这也有代价。身体伤害是一部分；更大的代价，是她作为精神病人度过的那些年：恐惧、无聊、无力、痛苦和绝望。在精神健康系统中，她的自伤和进食障碍一度升级到危及生命的程度，而这既发生在系统的限制之下，也部分因为限制而发生。那些多年来支撑她活下去的应对策略，被系统剥夺了。25 岁那年，她进入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自杀状态。她不再是在痛苦中求生，而是真正决定要死。她写道，那时最关键的一点是：她停止了自伤。因为对她来说，自伤曾经代表的是活下去的挣扎。
后来，她作出了“不死”的决定，又作出了“活着”的决定。她不再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而是开始为一种值得生活的生命而挣扎。
Shaw 说，在自伤面前，我们无疑面对着痛苦；但我们也面对着希望。有人正在努力熬过这个夜晚；有人正在试图从噩梦中把自己拉出来；有人正在呼救，正在休息，正在让自己安全，正在重新连接生命，正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文章的最后，是一个重复的短句：
Someone is surviving.
有人正在努力活下去。
Someone is surviving.
有人正在挣扎活下去。
小编觉得，Clare Shaw 的文章对中国的实践至少有三点启发。
第一，它挑战了把自伤简单等同于“自杀风险”或“病态行为”的理解。自伤当然可能危险，也需要认真对待；但如果只把它看成要被消除的症状，我们就会错过它在具体生命中的功能。
第二，它强调亲历者知识的重要性。自伤者不只是被评估、被诊断、被管理的对象，也是理解自伤最重要的知识生产者。没有第一人称经验，专业知识很容易变成脱离生活的解释，甚至变成伤害。
第三，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助人”。帮助不只是阻止某个行为，也不只是降低风险。帮助首先意味着建立一种关系：倾听、接纳、认真对待，并愿意理解这个行为在一个人生命中究竟承担了什么。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