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春节前，公众号“Community Mental Health”“心声Mind”发布了生命如水，流转不居：我们和精神健康公益的2025（下称“原文”）一文。此文虽未直接点名，但在行文脉络与议题设置上，可视作对我们此前投稿到“双相躁郁世界”发布的译文被请上桌却说不上话：亲历者知识的收编中“译者前言”与“编校后记”所涉批评的间接回应。
作为该译文的投稿作者，我们特此撰文，旨在厘清几个核心争议，并进一步阐述我们对本土精神健康公益发展的观察与忧思：
1️⃣ 对「首创」祛魅，还原本土实践历史
针对原文及原文作者在过往工作中反复使用的“首次”、“第一”及“中国”等修辞，本文指出其叙述忽略了本土精神健康公益二十余年的历史积淀。从2000年的“阳光工程”到2010年前后蓬勃发展的草根组织，真正的进步源于多方行动者的长期累积，而非单一机构的“正式亮相”。
2️⃣ 拒绝「西方」话术的双重标准
原文作者所在组织自身大量译介西方理论资源，却将本土亲历者对命名权与解释权的正当诉求预设为“政治风险”，用警惕“西方路径”的正确废话，暗示本地草根组织是在鹦鹉学舌，而非基于本土实践与观察。这种双标逻辑，实则是以倡导合作、防止分裂之名，行维护其既有话语权之实。
3️⃣ 透视「合作」背后的结构不对称
所谓“资源不多，为何不合作”的呼吁，掩盖了体制内专业人士与草根亲历者之间巨大的结构差异。当一方将行动转化为职业资本，另一方却需独自承担因发声带来的生存风险与社会排斥时，抽象的“合作”无异于空中楼阁。
4️⃣ 重申「亲历者」的主体性
我们强调，“亲历者”绝非一个简单的词汇选择，亦非西方“Service User（直译：服务使用者）”的拙劣汉化，而是承载着去病理化与认识论正义的本土实践。我们拒绝被收编为安全、温顺的“康复榜样”，也拒绝在“爱与和解”的叙事中否认具体的暴力与不平等仍存在。
本文系基于学术思辨与公共讨论的理性争鸣，更是在智识资源不对等的现状下，为亲历者社群与草根行动者筑起的、防止知识收编与本地文化挪用的防火墙。尽管亲历者社群内部没有广泛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书写并留下这些乍听之下刺耳的、不合拍的声音迫在眉睫。
最后，我们理解本文可能是因为会影响民间公益组织之间的友善关系或涉及其他不便展开的议题，而被此前的投稿平台“双相躁郁世界”拒稿。我们决定通过自有渠道发布，以确保公共讨论空间的开放性。也感谢双相躁郁世界编辑在收到这篇针对性如此强烈的文章后选择以此为鉴、反思自身工作，我们仍然会继续投稿分享觉得合适的译文与或讨论（若有）。
亲历者疯狂研究共同体
｜就事论事，问责落地
Qinlizhe Mad Studies Collective
｜Make Accountable Demands
由好奇求知、根植本地、行动多年的多名亲历者组成
较真是因为我们把亲历者自身当成完整的人看待
已经开始超越单一病种的行动，这里面包括了很多不同病种的亲历者。
这里面包括了很多不同病种的亲历者，抑郁和双相，进食障碍社群、妥瑞氏症、孤独症谱系及神经多样性……精神分裂症……
来源：姚灏，心声 Mind；生命如水，流转不居：我们和精神健康公益的2025
所谓“超越单一病种”，如果仍然以诊断分类为行动的基本单位，那么这并不是超越，而只是扩展。
从一个病种到多个病种，本质上仍然停留在精神病学的分类框架之内。在这种逻辑下，亲历者被默认必须以某种病种来标识自己，病种划分被视为合法、自然且理所当然的存在，行动的进步也被理解为病种数量的增加。
这种思维以统计分类来理解多样性，却不反思谁在制定这些分类，以及分类如何生产差异与不平等。“亲历者”在中国语境中本身是一种对“患者”身份的去病理化回应，如果还将其重新理解为某一病种的代表，那实际上是一种再病理化。
我们所期待的超越，不在于涵盖更多诊断类别，而在于反思诊断分类本身的权力结构及其不平等后果。对该问题中提及的观察作出批判，也不代表否认亲历者社群行动的独特性与必要性。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理论上精神科专业人士应该不陌生但是却被忽略的黑色幽默：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单独拎出来，都能超越单一病种。参与本文写作的作者们得到过的诊断足够凑齐一个多病种大会。
不同“病种”的亲历者社群行动，在初始阶段往往主动承担起了该病种的科普责任、力图提高该病种的社会能见度。这些自下而上生长的社群，出发点并非提高诊断率、参与制造和管理精神病人，而是让有相似际遇的人识别自身痛苦、缓解孤独与无助。
正如同浪漫化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污名化，精神病学也有让亲历者尝到甜头的时刻：痛苦得到承认、获得来自特定学科和专业的资源和帮助、减少自责……直至“哪里不对劲”的直觉越发挥之不去：
在一个普遍漠视心灵痛苦的社会里，精神病院成了唯一的避难所——身为亲历者，我们也曾这么认为，直到不断给自己的生活编织更有韧性的支持网络——然而这种将“有地方可去”视为恩赐的逻辑，是否掩盖了诊疗过程中的强制性？
我们被要求无条件顺从专家权威，却连质疑的空间都没有。处处配合，处处合理化自己的不适与困惑，这种单向度的感恩教育，本质上剥夺了我们作为人的主体性。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预设：精神痛苦是必须根除的恶疾，精神病学专家是良善且有办法的，亲历者是可怜楚楚等待救援的。我们需要的是平等的对话，而非盲目的依从。
所谓亲历者，亲历的不只双相障碍或进食障碍或神经多样性等“精神的病”，更有“精神病人”这个身份所遭受的认识论不公。至于精神病学实践过程中的由许许多多亲历者个人承受的更具体的暴力，更缺少充分讨论，鲜少被妥善对待。
去年由三一基金会出版、由二坤负责编写的《精神健康公益领域通识》的发表，可以说是第一次正式地将“精神健康公益”这个概念及相关行动范畴和理念介绍给了公益慈善圈子里的更多人，算是精神健康公益领域的一次更为正式的亮相，是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
这个会对我们来说有重要意义,这应该是国内精神健康领域首次召开有关亲历者参与的研讨会, 就像我们在开场时候说的,能开这个会,我们等了快十年。至少过去十年，精神健康公益经历了从无到有或者从隐形状态到更多曝光......
来源：姚灏，心声 Mind；生命如水，流转不居：我们和精神健康公益的2025
以上论述，忽略了历史积淀。精神健康公益概念并非凭空出现，也并非始于某一本出版物或某一次公开亮相。
“阳光工程爱心行动”于2000年3-4月在北京大学发起，举办高校巡回宣讲、讲座、支持小组，其网络互助平台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一度十分活跃。
中国红十字会于2004年启动了“心灵阳光工程”公益项目。
2008年汶川地震被称为心理元年、社工元年，涌现大量心理公益项目，推动了精神健康公益的专业化和本土化，也让“志愿者”这样的民间力量被集中关注。
2010年，已经在精神病人强制收治议题上工作了几年的黄雪涛创立衡平机构，机构发布了中国民间第一份精神病收治调查报告，在《精神卫生法》期间，多次提交立法建议，推动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的确立，取代了原有的基于自知力的强制住院标准。
2012年，在衡平支持下，中国精神病医疗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CNUSP）成立，并持续以自助互助为宗旨，撰写《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也是这一年早些时候，深圳曾举办过全国性的精神医学亲历者见面会。同样这一年，毛爱珍创办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专注抑郁、失独等议题。
2014年，已经开展了几年互助小组的陈巍和伙伴们注册了上海郁今香，同年，爱咪发起杭州郁金香陪伴，随后规模不断扩大，两个组织名字类似，但各有侧重。
2015年，张进出版《渡过》一书和同名公众号，此后建立社群；2018至今，尚善联合多家民间抗郁组织联合发起“民间抗郁联合行动”，持续开展数千场活动。
也是从2018年前后，公众号的热潮也让更多的基于网络的致力于自倡导、互助或科普的个人和组织不断被看见。
在以上的20年间，亲历者研讨会这样的活动不胜枚举、各组织的自出版百花齐放。
以上只是简单的举例，并非全部罗列。这些行动构成了该领域的真实基础，却在原文作者“首次”“正式亮相”的叙述中被忽略。过去十年的精神健康公益并非“从无到有”，也并非“隐形状态”，更合适的说法可能是深化和普及。原文作者或许只关注到了基于微信公众号生态的青年行动，或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特定生态，而忽略了精神健康公益的持续发展脉络。
本文不否认通识读本内容贡献的独特性、原创性以及背后的集体付出，不否认该手册在系统梳理、凝聚行业共识、提供操作工具上的重要意义，也对这样的努力抱以尊重。
同时，原文其他段落以及在作者团队过往工作中频繁出现的“中国”、“首次”、“第一次”等修辞，经常将自己放在起点的位置，这也让人感到十分困惑。
我们也想在这里提问，这些词语是否强化了一种中心化的历史书写方式？精神健康公益的可见性从来不是由单一机构创造的，而是多方行动者长期累积的结果。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某一组织的“第一次”，不仅是叙述上的失真，也是象征性的权力集中。注意力可以制造声量，但声量并不等同于影响力；话语的居中，也并不等于实践的深度。
亲历者这一称呼似乎非常默契地正在被民间更多不同群体使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民间，因为实际上，在更大的精神卫生服务及政策话语里，也就是说在体系内，这一称呼还没有被很多人所知晓，更遑论认同，不能因为我们身处民间，就以为亲历者这一称呼已经被体系内外广为使用甚至挪用了）。
来源：姚灏，心声 Mind；生命如水，流转不居：我们和精神健康公益的2025
“被广泛使用”与“被挪用”并不等同。一个概念即便尚未进入主流政策体系，也可能在不同语境中被重新定义、被去政治化或被制度化改写。挪用并不以普及程度为前提，而以权力位置与解释权转移为关键。挪用并不取决于它有多普及，而取决于谁在使用它，以及如何使用它。
“我们身处民间”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相同的位置。有人可以进入政策讨论，有人可以在专业语境中发言，也有人只能在边缘空间表达经验。将这些差异抹平，用一个统一的“我们”来指代，反而会掩盖真正需要被讨论的权力分布问题。
如果原文作者本身是一位精神卫生系统内的从业者，那么他无论如何都不处在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民间位置”。即便他个人认同某种社区立场，他依然同时占据着：专业身份、单位背书、更多的发声机会。他在话语权、资源获取、知识合法性等方面，与一般亲历者或草根行动者处于不同的位置。
把“亲历者”说成“称呼”，等于将其所承载的立场与意义降格为词汇选择。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词汇选择，而涉及：谁可以定义经验、谁拥有解释权、谁能够以何种身份发声。这在我们过去的工作中已经有了很多表达，不再赘述。
国外的亲历者社群以及全球精神卫生领域似乎对称呼这个问题很敏感，里面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我们并不希望亲历者参与的结果是在所谓的亲历者与非亲历者之间，又或是在亲历者与精神卫生工作者之间，制造出某种分裂、隔阂甚至对立，制造出一睹人为的墙，就像西方国家曾经历且正经历的那样。
亲历者参与的中国化问题，西方国家的亲历者参与有着和中国决然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脉络，在中国照搬西方的发展路径是决然缺乏可行性的。
来源：姚灏，心声 Mind；生命如水，流转不居：我们和精神健康公益的2025
文中反复强调“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并警惕所谓“制造分裂”或“人为的墙”。然而，将关于命名与参与机制的讨论预先置入政治风险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化处理。
亲历者、患者、病人、user、consumer、survivor、lived experience这些称呼之争，并不是来自于预设的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于真实的经验。
当一个群体反复被诊断、被代表、被替他们说话时，他们开始争夺命名权，这是非常基本的社会过程。对概念与权力结构的分析，原本属于学术与实践层面的辨析，但当其被描述为可能导致阵营对立时，讨论的性质已经被作者以一种精巧而不易察觉的方式转移。
作者不断引入西方国家与中国语境的二元对照结构。这种叙事将原本讨论的概念问题置于一种地缘对立的框架中。换言之，一场原本围绕知识立场与参与机制的讨论，被人为解释成了可能重演西方经验；且文章在批评“照搬西方”的同时，却又迅速将“亲历者”对应至既有国际（西方）术语体系，这种处理方式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我们当时所强调的，正是“亲历者”在中国本土语境中的生成脉络；相反，将其主动嵌入既有西方概念框架的，恰恰不是我们。既然主张避免路径移植，那么在概念层面首先应当尊重其本土形成的历史与实践基础，为何不听听我们的声音？
更进一步来看，原文作者和团队过往大量的翻译与引介工作，本身难道不也是来自“西方”？如果所有跨语境的对话都被简单理解为“照搬”，那么学术与实践交流将无从谈起。动辄拿起“西方”的大旗，实在是双重标准。
原文作者说，不希望制造分裂，不希望制造对立。但问题是，分裂一直就存在，我们只是指出来而已。
所谓“不制造对立”，听起来很合理，但它隐含了一个前提：好像原本是一个和谐、共识充分的关系，只是因为“我们这些自知不代表所有亲历者的亲历者说了一些话”才出现裂痕。
实际上，在精神健康、精神卫生的系统当中，分裂无处不在。
·谁的经验被当作“知识”？谁的判断被视为客观、科学，谁的感受常常被当作“症状的一部分”从而被削弱甚至否认？
·谁有资格定义问题？谁把痛苦理解为对社会不义的合理反应，谁又把它优先理解为病态和异常？
·谁拥有决定权？是否住院、是否用药、是否被评估为“有风险”，决定权在谁那里？
我们的发声，并非试图制造对立，而是在回应那些长期存在却未被充分承认的土生土长的实践。这些实践并非由文献引导，而是在社群互动与长期经验中逐渐生成。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从未阅读过相关理论，却在具体生活与行动中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语言。我们的确一起做了一些翻译，但没有人说要对翻译照单全收，独立的前言、后记、译注正是批判性思考的痕迹。
我们所处的历史和语境不同，没有人主张简单复制路径。但重点是，本地有没有亲历者被忽视、被过度医疗、被标签化、被过度管理的情况？此处有没有在精神卫生体系当中遍体鳞伤的亲历者？这里的亲历者是不是缺乏表达空间？
如果是，那说明这里的情况和那些我们翻译过的文献就有对话的可能，而实际上，我们选择那些文献，恰恰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可以为本地的问题提供思考的方向。
有些长期存在的问题，由医生学者来谈，可以兑现成论文发表与研讨会组局；由亲历者或草根行动者来谈，首要担心是被恶意曲解、并承担不能继续行动的后果。只是这次，我们实在没想到会被同样以（民间）公益组织自居的原文作者扣帽子。
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作者在文中引用残障领域的实践、理论成果作为支撑。然而，这些成果本身正是在社会行动与公共讨论中逐步形成的。包括所提及的日本当事者研究，其实践在日本语境中与残障社会运动紧密相连，具有明显的批判性，从来不是温和的、去冲突的产物。
原文作者说自己喜欢Irving Kenneth Zola，Zola一直致力于批判医学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认为医疗化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他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思考残障的语言，思考自我、身份于命名的问题。这恰恰也是我们所在做的。讽刺的是，原文作者明显在忽略和轻视我们对于语言被收编的担忧，而我们所做的，恰恰是作者欣赏的Zola所倡导的。
再说直接一点，作者所反复引用的那些成果，并不是某种“中性知识”，而是高度政治化的历史产物。这些被作者当作“经验参考”的案例，本身正是建立在其所警惕的那些分歧、冲突与话语争夺之上的。
这也使得前文对“政治性”与“制造分裂”的担忧显得格外微妙。一方面，将本土语境中的概念辨析视为可能引发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却在论证中主动援引那些同样源自社会行动的高度政治化的国际经验。
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默认了一个前提：当概念来自他者时，它可以被视为成熟的理论资源；而当概念产生于本土实践时，却需要被警惕其政治意味。
或许更值得追问的是：当概念讨论发生在本土实践者之间时，为什么它会迅速被理解为政治风险？为什么对角色边界、知识立场或参与机制的辨析，会被放大为可能制造分裂的行为？
当一个人更接近制度资源、专业权威与公共平台时，维护整体一致性与秩序稳定往往成为优先考虑。在这样的视角下，任何关于权力差异的讨论，都容易被误读为破坏团结。
讨论尚未展开，就先被定义为可能“制造墙壁”，这种叙事将批评者放置在潜在破坏者的位置，同时将自身置于维护整体、维持秩序的一方。大凡对民间公益的脆弱生态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扣上西方的帽子是一种足以让行动陷入困境、甚至被迫中断的指控。
问题并不在于谁在谈政治，而在于谁拥有界定什么是政治的权力。文章作者似乎将自身放在更成熟、理性的位置上，当其他实践者试图挑战和提出不同意见时，却要被检视其意识形态意味，这种不对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权力结构。
一边借用那些本就源自激进实践的理论资源，一边又对现实中的批判性声音进行去锋芒化处理——既消费了批判的成果，又规训了批判的发生。妙啊。
国内的情况似乎更加复杂，有些亲历者很关注自己如何被称呼，而我们的有些亲历者朋友则认为，称呼实际上可能并没那么重要，更关键的是，剥去称呼以后的那个内核是什么，任何称呼（哪怕是最初出于好意的称呼）都可能被污名化，都可能被挪用，都可能被赋予上完全不同的内涵及价值判断，相比称呼，他们可能更关心的还是，社群及个体更真实的样子，也就是那个所指为何，可能更关心的是，社群及个体在更加务实层面的需求。
来源：姚灏，心声 Mind；生命如水，流转不居：我们和精神健康公益的2025
文中将关于“亲历者”称呼的讨论理解为对“称呼本身”的敏感，并进一步指出“任何称呼都可能被污名化或挪用”，从而将问题转向所谓“内核”与“更务实的需求”。这种论述再一次完成了精妙的逻辑替换。
首先，我们讨论的并不仅仅是“称呼”，而是语言所承载的定义权与解释权。语言不仅是符号选择，更涉及谁有权命名、谁有权界定经验。当讨论被缩减为对“称呼是否重要”的争论时，语言所包含的权力维度便被消解了。将其理解为对称呼本身的执着，反而忽略了问题的核心。
其次，即便在亲历者群体内部，对称呼重要性的理解存在差异，这也并不构成否定讨论的理由。某些人认为称呼并非首要议题，并不意味着关注称呼的人是在“过度强调”。公共概念本就需要在差异中澄清，而不是因为存在不同态度就中止讨论。
在日常实践中，我们确实不会对具体的语言上纲上线，因为工作现场往往需要务实处理具体问题，语言的使用是情境化的。但当讨论对象是一家试图构建行业叙事、定义领域框架的组织时，语言就不再只是日常交流工具，而成为公共叙事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下，对概念与称呼的界定具有实际影响力，因此有必要认真对待。
再来，指出“任何称呼都可能被污名化或挪用”，并不能推出“因此无需讨论”的结论。恰恰相反，正因为概念可能被挪用，才更需要对其边界与使用方式保持警觉。将风险视为讨论的终点，而不是讨论的起点，是一种逻辑跳跃。作者所在团队本身还发布过一份关于媒体《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的指南，为啥在那会儿觉得语言重要，到了这又觉得没那么重要了呢？
最后，将一部分人“更关心务实需求”与另一部分人关注语言问题并置，仿佛二者处在对立面，这种设定同样并不成立。关注命名与关注处境，从来不是互斥关系。语言本身正是行动的一部分。将语言问题描绘为脱离现实的抽象争论，反而忽略了语言如何塑造现实。
尽管原文在后面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我们觉得，这两方面的关切都是重要的”。试图以一种看似平衡的方式收束讨论，但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述并未真正回应其中的张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问题本身的关键。
既然使命和目标相似，既然大家目前手里的资源都不是很多，我们所呼唤的为什么不可以是更多的合作与协力呢？
来源：姚灏，心声 Mind；生命如水，流转不居：我们和精神健康公益的2025
“既然资源都不多，为何不更多合作”这一表述看似合情合理，却偷换了前提。
它将不同的主体所处的资源结构压缩为同一种匮乏，仿佛大家只是程度不同，而非位置不同。“资源不多”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量多少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对于依托机构体系的人来说，资源不足可能意味着项目经费有限、研究周期受限，尽管如此，对于拥有稳定岗位、机构背书与专业身份的人而言，行动可以转化为研究项目、出版成果与公共发声机会；议题选择本身也可能获得经费支持与平台传播，不同风险之间存在缓冲。
而对于许多草根行动者与个人倡导者而言，资源不足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经费紧张，而是具体的生存处境：缺乏稳定收入与社会保障；因既往诊断记录而失去工作机会；长期投入行动却无法获得署名或成果确认；为机构提供劳动却未得到相应报酬。这些并不是个案，而是结构位置所带来的现实差异。
在这样的处境下，“合作”二字所承载的含义显然并不对等。对于某些人而言，行动可以转化为职业资本；对于另一些人而言，行动本身可能带来额外风险。一个被长期标记为“重症患者”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社会评价与制度限制，就不必和各位专业人士再多加科普了吧？
拥有更多资源与话语权的组织，往往选择相对安全的议题展开行动。这些议题处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不会触及太多结构性张力。但那些风险更高的话题——比如摘帽、误诊、被家人强迫、出院后的社会排斥——长期以来主要由草根行动者和个体倡导者承担。对他们来说，这不是纸上谈兵的学术讨论，而是现实处境。
当风险承担明显不对称时，“合作”二字就显得过于轻巧。资源更多的一方若长期回避高风险议题，却要求在原则层面保持团结，那么这种合作显得口惠而实不至、空洞又浅薄。
还有一个常识，批评并不等于拒绝合作。指出问题，也不等于否定整体方向。恰恰相反，在任何真正稳固的合作关系中，对结构与机制的讨论都是必要环节。如果连最基本的疑问都被视为破坏团结，扣上“不合作”的帽子，那么所谓的合作，很可能只是一种单向的期待：可以响应，但不能质疑。
当以上的经验被分享时，当事人往往还需要反复证明自身逻辑的清晰与动机的正当。这种不断自证的要求，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额外负担（就像这篇文章一样）。
许多在体系内工作的精神卫生工作者自己也曾是亲历者，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选择公开而已。
我们不希望亲历者参与最后成为某种辩护谁才是真正亲历者的身份政治，谁都可能是亲历者，谁也都可能成为亲历者。
来源：姚灏，心声 Mind；生命如水，流转不居：我们和精神健康公益的2025
关于“身份政治”的担忧，或许有必要先澄清概念本身。“身份政治”原本是基于特定群体共同经验与结构处境所展开的公共行动，例如性别平权、残障权利、少数族裔反歧视运动等，这些似乎也是文章作者和团队所关注过的话题。在2019年年底开始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中国人在海外遭遇歧视所引发的反歧视行动，显然也是一种基于身份经验的公共发声。这是否也应被视为一种作者反复提醒读者警惕的“身份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还是说，当某些身份议题与主流价值一致时，它就不再被称为身份政治？
或许有一种隐含的担忧是：一旦强调“亲历者”身份，是否会导致某种道德豁免，仿佛基于身份便可以不受约束地发言或行动。但现实恰恰相反。如果亲历者真的以身份为凭据“为所欲为”，今天的精神健康公益图景不会是现在这样。
事实上，在精神卫生体制中遭受过伤害的人并不少见。然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激烈对抗的泛滥，而是大量的克制与自我约束。许多人在承受过不公之后，依然选择以合作、协商、甚至沉默的方式参与公共讨论。他们反复压低自己的表达强度，以避免被理解为情绪化或对立化；他们努力维持沟通的可能性，以免被指责“破坏团结”。在这样的现实下，将对概念与结构的讨论预先视为身份政治的风险，低估了这些行动者和倡导者长期以来的克制与自觉。
“谁都可能是亲历者”这一说法表面上强调包容与普遍性，但在逻辑上存在模糊。它强调的是一种潜在可能性，而“亲历者”所指向的却是具体的现实处境。可能成为，并不等于已经处在。将“可能”扩大为普遍状态，容易消解当下真实存在的差异与不对称。正如“每个人都可能生病”并不能抹平病耻、误诊或制度性影响所带来的现实后果一样，潜在性并不能替代现实经验。
与此同时，将对概念边界的讨论理解为“谁才是真正的亲历者”的竞争叙事，本身也预设了一种对立逻辑。任何公共概念都需要基本的界定，否则将失去指向性。如果一切关于经验位置的讨论都被视为身份竞争，那么概念本身就无法被认真对待。
即便是在作者青睐的残障领域，强调“普同”的社会模式也始终伴随着内部争论：如何在强调结构普遍性的同时，不消解具体经验的差异？如何避免用抽象的普遍性覆盖现实的不对称？这些讨论从未被视为制造分裂，而是理论成熟的表现。因此，将“谁都可能成为亲历者”作为终止讨论的理由，并不充分。
文中提到，许多在体系内工作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士本身也曾是亲历者，只是出于现实考量未必公开。这一点并不需要反驳。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与体系内工作的精神卫生从业者、有着亲历者背景的专业人士有充分的交流，也听到了他们在制度内部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我们才意识到结构层面的复杂性，并因此展开讨论。
如果我们对体制内的声音一无所知，也就不可能写出这篇文章。“很多专业者也是亲历者，只是没有公开”反而说明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公开？是什么力量让这种经验必须被隐藏？如果连从业者都需要隐匿自己的亲历者身份，那么更加说明了专业身份和亲历者经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个体经验的复杂性本就超出简单的身份划分，我们也从未否认体制内存在拥有亲历背景的专业人士。但个体是否拥有亲历经验，与其所处的制度位置，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重身份，也可能在不同场域承担不同角色。讨论制度结构、资源分布与议题选择，并不是对某个具体个体的道德指控，更不是认为在体制内工作本身带有原罪。
因此，这场讨论并非针对某个群体，而是围绕角色位置与权力结构展开。承认体制内存在亲历者，并不意味着可以跳过结构差异的分析；同样，讨论结构差异，也不等于对个体的攻击。
我们有我们的不足，有我们的局限，也有我们的脆弱。
来源：姚灏，心声 Mind；生命如水，流转不居：我们和精神健康公益的2025
所谓承认局限，并不只是语义上的谦逊，更意味着对自身特权位置的清醒意识，以及对资源、发表权与议题设置权的重新分配。真正的自我反思，可能包括主动分享话语空间、承认结构性优势，以及正面回应行动过程中存在的不对称，而不是在宏大叙事之后附上一句抽象的“我们也很脆弱”。
事实上，对作者工作的质疑并非只有我们在表达。很多不满长期存在，只是未被公开说出。我们选择将问题摆到台面上，本身恰恰说明这不是对抗，而是试图在公开讨论中寻找更清晰的边界。如果讨论被视为“分裂”，那沉默是否就成了唯一被认可的合作方式？
当一个组织频繁使用“中国”“首次”等语言时，应当谨慎对待代表性的范围。没有任何主体可以天然代表全中国的实践。许多在地行动既未被看见，也未必期待被纳入某种中心叙事之中，甚至主动拒绝更大程度的曝光。承认多样性，意味着允许那些不在主流视野中的实践继续存在，而不被统一归纳。
最后，脆弱不应成为不可批评的护盾。承认脆弱本身是重要的——尤其在精神健康领域。但问题在于，当一个组织一方面不断强调自身的开创性、重要性、里程碑意义，另一方面在面对质疑时却迅速退回到“我们很脆弱，需要被理解”的位置，这种来回切换，显得十分局促。
如果“脆弱”只能被用来请求理解，而不能同时容纳质疑与分歧，那么它就不再只是经验的表达，而成为限制讨论的一种工具。
写累了，没想好收尾。总之本文虽然针对性极强，但绝非全盘否认精神健康公益领域的任意组织或个人的行动与努力，写出来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许多干实事的人都已经成长得足以容纳更多讨论，而非咽下所有不满、追求一团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