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s we are living with

我们真的是同一个“我们”吗？

  • 共同经历过精神困扰、精神痛苦、诊断、咨询、住院，是否意味着我们拥有共同的利益？
  • 一个从精神科服务中受益的人，与一个受到精神科伤害的人，是否有共同的倡导目标？
  • 我们需要形成共同立场，才能一起行动吗？
  • 如果我们彼此不同，我们究竟是在什么事情上暂时成为“我们”？
  • 教育程度、阶层、语言能力、职业、诊断、困扰程度/严重程度、和机构的关系，怎样改变一个人在社群里的位置？
  • 当一个人越来越有能力进入机构、媒体和学术空间时，TA与其他亲历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谁最容易被机构邀请成为“亲历者代表”？谁决定什么样的亲历经验值得被听见？
  • 那些无法稳定工作、无法持续参会、不擅长表达、没有学历、正在危机中或者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在哪里？
  • 为什么有些故事比另一些故事更容易进入媒体、研究、基金申请和公共倡导？
  • 一个混乱、矛盾、愤怒、没有康复结局的故事，是否仍然被欢迎？
  • 共同经验什么时候成为连接我们的东西，什么时候又开始掩盖我们之间的权力差异？

谁可以代表谁？

  • 为什么亲历者常常被要求选出一个人来“代表亲历者声音”？
  • 一个人可以代表自己之外的谁？
  • “我也是亲历者”是否足以赋予一个人替其他亲历者说话的正当性？
  • 我们如何区分“拥有亲历经验”和“拥有代表权”？
  • 如果根本不存在统一的“亲历者声音”，我们的倡导应该怎样进行？

当经验开始变得“有价值”

  • 当精神卫生行业越来越重视亲身经历的经验，我们应该高兴，还是应该保持警惕？
  • 为什么研究者的分析是“专业劳动”，而亲历者讲述自己的人生却常常被视为“参与”或“贡献”？
  • 亲历者什么时候应该获得报酬？
  • 一个人是否有权说：“你可以听我的故事，但不能使用它”？
  • 谁拥有故事的编辑权、解释权、署名权和最终决定权？

被“认可”的亲历者

  • 当一个人的痛苦被纳入研究报告、基金申请、纪录片或机构宣传时，谁获得了什么？
  • 当部分亲历者在现有机制中感到被认可和满足时，如何避免把TA们的经验当成这个机制已经足够好的证明？
  • 一个人成为更容易被看见的“模范亲历者”之后，TA与其他亲历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
  • 当一个亲历者获得的资源和机会多于其他人时，这种相对优势是否会产生对社群的责任？如果会，是什么责任；如果不会，为什么？
  • 当一个亲历者获得的曝光、资源和发言机会对自己而言仍然不够，却已经远多于其他亲历者时，TA该如何理解和回应别人对TA的期待？

合作，还是收编？

  • 亲历者进入精神卫生机构工作，是在改变它，还是被它改变？
  • 我们如何判断一次合作是在扩大亲历者的权力，还是在为既有制度提供合法性？
  • 对制度/系统/机构来说，谁决定哪些意见“可行”、哪些意见“太激进”？
  • 改善精神卫生服务和质疑精神医学本身，可以同时存在吗？
  • 当得到医院和医生的倾听和赞赏被视为重大胜利时，我们是在扩大亲历者的权力，还是仍然相信只有得到专业机构认可，我们的声音才算重要？
  • 当亲历者进入医院的合作体系时，究竟是医院在为亲历者行动背书，还是亲历者的参与在为医院背书？
  • 一个亲历者获得制度认可的代价，是否可能是与那些“不够体面”的亲历者划清界限？
  • “好亲历者”的存在，是否帮助制度制造出了可以不必倾听的“坏亲历者”？
  • 与机构合作的人和拒绝合作的人，是否必须把彼此视为敌人？
  • 我们有没有可能进入一个制度，同时保留离开它、拒绝它和批判它的能力？

当我们伤害彼此

  • 我是否曾经假设“受过伤的人应该更懂得不去伤害别人”？
  • 共同遭受过压迫，为什么并不会自动让一个社群变得安全？
  • 当伤害来自另一个亲历者时，为什么它有时比来自专业人士的伤害更难理解？
  • “TA也是亲历者”会不会反而成为不追究伤害的理由？
  • 当我们真诚地分享自己的立场，对方看似认同，却随后做出与这一立场相冲突的选择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落差，又该如何决定是否继续信任与合作？
  • 当一个人对我们的故事产生同情、感动甚至流泪，却没有将这种情感转化为对自身位置、行为及其后果的反思与问责时，我们还能把它称为关心吗？
  • 什么是立场分歧，什么是关系破裂，什么又是真正的伤害？它们一样吗？
  • 怎样区分目的不同、利益冲突、能力有限、失信与恶意？
  • 曾经的伙伴进入和自己理念相悖的机构/事业，你会有被背叛的感觉吗？
  • 背叛、怨恨、不满的背后，有什么没有说出口的话？
  • 是否所有冲突都应该通过“沟通”解决？是否所有关系都值得修复？

谁在承担维持社群的劳动？

  • 谁在回复深夜的信息？谁在安慰情绪崩溃的人？谁在调解冲突？
  • 谁在做会议记录、报名、报销、提醒和善后？
  • “朋辈支持”什么时候会变成没有边界的劳动？
  • 一个行动者是否有权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业和休息放在社群之前？
  • 当一个项目依赖某一个人不断牺牲自己才能维持，它真的是一个好的社群吗？
  • 照顾一个共同体，是否也应该包括允许人离开共同体？

钱

  • 钱进入一个亲历者社群之后，会改变什么？
  • 当资源充足的大型企业或医院声称没有预算支付亲历者时，它们真的没有钱，还是亲历者的劳动没有被列为值得付费的优先事项？
  • 当机构说“没有预算”时，为什么明明其他的项目有预算，例如专家费/印刷费，亲历者的劳动却被期待免费提供？
  • 某些亲历者接受大型企业、医院的无偿工作，会不会在无意中成为机构持续免费使用其他亲历者的理由？
  • 哪些亲历者更有条件承担“无偿参与”这件事？ta的选择是否会削弱其他亲历者争取报酬的空间？

沉默、拒绝与退出

  • 发声一定比沉默更有力量吗？
  • 不公开自己的诊断是不是一种完全合理的选择？
  • 我可以参加一个行动，却拒绝讲自己的故事吗？
  • 我可以接受支持，却拒绝成为倡导者吗？
  • 我可以曾经公开，后来决定不再公开吗？
  • 我可以退出一个我曾经积极建立的社群吗？
  • 拒绝合作是不是也可能是一种行动？
  • 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种不需要不断证明自己“勇敢发声”的行动？

如果我们不必团结一致

  • 一个社群一定需要共同身份吗？
  • 一起行动一定需要彼此喜欢吗？
  • 合作一定需要建立亲密关系吗？
  • 我们能不能只在一件事情上成为盟友？
  • 什么应该成为合作开始之前就讲清楚的事情？
  • 我们怎样建立切实可行的退出机制，而不是嘴上说“随时可以退出”？
  • 如何让拒绝、撤回和不同意不必付出关系上的惩罚？
  • 一个项目能不能允许参与者最后得出与发起人完全不同的结论？
  • 一个亲历者社群能不能容纳彼此无法调和的立场？
  • 我们是否可以放弃“建立一个团结的社群”的幻想，而追求一些更有限、更具体、更诚实的合作？
  • 如果共同体并不总是可靠，我们怎样既保护自己，又不完全放弃与别人一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