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拒稿4次后，我心灰意冷。

原文信息 本文根据 Joy M. Rooney 的文章整理： Survivor research – navigating a publishing barrier: a case study 发表于 Disability & Society，第38卷第4期，2023年，页729-734。文章于2023年1月19日在线发表。DOI：10.1080/09687599.2022.2164482。

这是一篇中文介绍，不照搬原文，只帮助读者了解文章主要讲了什么。原文版权和学术贡献归原作者及期刊所有。

这里的“幸存者研究”，指的是由有精神痛苦亲身经历的人来做研究。这类研究不只是为了写论文，而是希望带来社会上的改变。它强调研究者和参与研究的人之间更平等，也重视那些平时容易被忽视的声音。

作者 Joy M. Rooney 说，自己从2013年开始成为一名幸存者研究者。当时她加入了伍斯特大学的 IMPACT 小组。这个小组由残障服务使用者和照护者组成。后来，她参与了一些有伦理审批的研究项目，包括焦点小组、文献查找、资料分析、论文写作和投稿。她也曾在住院精神健康服务中兼职做“有意识的同伴支持工作者”，并和同事发表过一篇关于病人看法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中心，是作者自己一篇论文的投稿经历。那篇没有发表出来的论文，写的是两个精神健康康复病区里的十二个心理社会教育课程，重点是病人怎么看这些课程。作者希望这类研究能帮助以后的病人，也让康复服务里的活动和教育安排更有意义。

2021年初，作者参加了 Survivor Research Network 的线上支持会议。她在会上谈到自己那篇论文发表不顺利。其他成员觉得这个研究有意思，也鼓励她继续找合适的期刊投稿。于是，她继续尝试。

接下来一年多里，她先后把文章投给四家期刊。原文把它们称为期刊A、B、C、D。期刊A看起来适合，因为它征集服务使用者视角的文章，但最后还是拒稿。期刊B是精神健康领域的综合性期刊，初筛时就拒了。期刊C常发表同伴支持相关内容，给过修改机会，但后来没有继续推进。期刊D是期刊C的一位编辑建议的，看起来也符合文章里的教育主题，但修改后还是被拒。

作者把七位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整理成几类。大致包括：认为文章对研究理由、背景、教育模式、课程评估说得不够；认为定义、方法或表述有混乱；认为文章对局限性的讨论不够；提出伦理方面的问题；还有一类，作者称为带有攻击性、羞辱感的负面评价。尤其是在期刊D那里，她感受到的不是具体帮助，而是一连串恶意很强的否定，其中还夹杂着不准确的信息。

作者并不是说论文不能被批评。她强调的是，审稿意见应该具体，最好能告诉作者哪里有问题、怎么改会更好。单是大而化之地否定，甚至带着羞辱感的批评，对作者没有什么帮助。她提到，自己收到期刊D的审稿意见后，想起四十多年前第一次尝试科学写作时被退回、满纸红色批评的经历。这一次，她感到自己撑不下去了。

文章还把这个个案放到更大的问题里讨论：幸存者研究者的论文，是否真的由理解幸存者研究的人来审？如果审稿人并不是这个领域的“同行”，他们会不会用传统学术里的固定标准，去否定另一种知识来源？

作者引用了一些幸存者研究和服务使用者研究领域的学者观点。文章提到，主流期刊有时不太愿意接纳由幸存者产生的经验性知识，特别是当这些知识挑战了既有的研究方式和既有权威时。也就是说，问题不只是某一篇文章有没有发表，而是谁的知识更容易被承认，谁有资格研究谁，谁的经验能进入学术期刊。

作者最后提出了许多问题，而不是给出简单答案。比如：她那篇论文是不是由幸存者研究者来审的？匿名评审过程真的没有偏见吗？幸存者研究者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被贬低？连续被拒稿，确实会让人灰心。

文章也提醒读者，幸存者研究者面对的困难不只是投稿。他们还可能缺少文献资源、研究训练、学术写作支持、收入和经费。也就是说，发表障碍只是整个处境的一部分。

作者呼吁：有亲身精神痛苦经历的人做研究，不应该先被怀疑“不够格”。他们的知识也应该被认真对待。审稿可以严格，但应该公平、具体、尊重人。只有当幸存者研究者的知识能和其他知识一样被认真评判时，他们在研究中的位置才会更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