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仆仆去参加了一场新书发布会。书籍定位是 Mad Studies 领域的基本内容介绍。
我问的是：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行动者，我想知道这本书有没有讨论英语中心地区之外的实践和研究？因为我看到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发生非常有趣的、批判的、radical 的精神健康实践。
作者说，他书里提到 Mad Studies 转向，但不会说书里包括了我说的那些内容。我可以接受这个回答。另一个嘉宾补充说，Mad Studies 在不同地方的意义都不一样，比如爱尔兰、美国和加拿大都不同，甚至加拿大的各省内部都不一样。
我当时就觉得：我问的是非英语中心，你怎么又在说英语地区？
尤其让我在意的是，她并没有继续往非英语世界的方向回应，而是把话题转向了英语世界内部的差异：说爱尔兰的实践未必和此地一样，说美国和加拿大的 Mad Studies 也未必是同一个概念，加拿大各省之间，含义也可能不一样。这当然不是错的，但它仍然没有回应我的关切。并且，这暴露出“多样性”的默认边界仍然停在英语世界内部。好像只要在英语世界里横向比较一下，就已经足够回应一个关于非英语中心的问题。
这回答看上去很强调文化多样性，但是让我觉得鸡贼和敷衍。它把我的质询降级成了文化差异的常识问题，好像我不知道各地都不一样似的。我当然知道各地都不一样。但第一，不应该把“不一样”本质化，好像各地经验彼此封闭、不可翻译、不可比较。第二，不一样不是不去讨论的借口。第三，就算是在加拿大、安省，也有英语中心之外的世界。移民、国际学生、难民、跨国行动者、非英语经验、来自其他政治制度和精神健康实践传统的人，都在这里。即使是“本地”，也早已是跨国构成的。
我觉得当下的那个回答，有逃避和防御的意思。
如果你在推介一本导读书，过程中不断说反思白人中心、去殖民、Global North、intersectionality，那么当有人问英语中心之外的实践时，你不能只用“各地都不同”来滑过去。你至少要承认：这本书还是主要位于英语世界、全球北方、北美的知识谱系里；这本书没有充分处理非英语世界的精神健康抵抗；这不是一个小小的遗漏，而是 Mad Studies 作为学科被制度化时必须面对的知识政治问题。
我不是刻意找茬，要求一本书包含全世界。而是希望看看不同的人如何回答这种常见的问题。
Mad Studies 这个词既然已经被跨国使用，它就不能一边享受跨国流通及所带来的学科红利，一边在被问到非英语世界时退回“各地不一样”。如果真的那么不一样，别人就不会使用这个词，也不会借它来解释很多事情。正因为它有跨语境的连接能力，才更需要讨论它如何旅行、如何被翻译、如何误认别人、如何排除别人。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既然是移民国家，那么知识和实践本来就是流动的。其他国家的行动者也会来到这里，把他们的创伤、实践、概念、身体记忆带进来。加拿大的 Mad Studies 本来就不可能只是加拿大本土内部的事情。更不用说英语世界精神病学实践和世界其他地区一直关系紧密：殖民、医学、全球精神健康、药物、诊断、NGO、学术出版、移民和国际学生，这些都不是分开的。
这让我觉得很沮丧。不只是为了这个问答而沮丧，而是为我在北美经历的各种选择性无视而沮丧。这里很喜欢强调复杂性，很喜欢说亲身经验的重要性，但我却看到了复杂性被不均衡地分配；某些复杂性被珍视，某些复杂性被搁置。类似黑人、原住民、酷儿、女权等领域，复杂性不断被展开，但是到了华工、东南亚移工、亚裔，还有涉及到地缘政治的中国、伊朗等议题时，就没有那么多的层次要展开了。
英语世界的 critical scholarship 很会说 global、international、decolonial、transnational，但它仍然经常只围绕少数被英语学术系统充分翻译、引用、资助、道德化的地区和议题展开。非英语非主流行动者，要么被简化，要么被沉默，要么被当作案例，而不是知识来源。
由此我想问，批判性的文化知识空间是否在选择性地承认某些痛苦为理论资源，却把另一些痛苦降格为背景、案例或不便展开的复杂性？
有一些场景下，我能感觉到我的那些想法有个位置可以承托。但是更多的时候，都是没有位置。我不断说，既是测试，也是发出声音。我并不会因为这个测试的失败，而否认这场活动的价值，以及我在北美学到的这些东西的价值，我更强烈的感受是一种紧迫感：去将自身工作理论化的紧迫感，去建立自己的理论的紧迫感。如何去抵抗在号称进步和批判的知识生产空间当中，那种对于注意力、同理心、复杂性、发言空间的不公平？
我是这里语境所说的自我认同为 mad 研究者的人，我来到了一个 mad 的 mad 次方的空间，但依然感觉到一种不适。不适是生产知识的契机，所以先将此刻沮丧写下。慢慢去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