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

A君传了一张截图给我，大概内容是关于某个共同认识的B君如何怀念曾经的共同实践。我只觉得沮丧。我不仅不怀念，还对那位发帖的B，厌恶不已。

这里我并不想展开描述自身的厌恶，而是想说一说，即便是看似目标相似的实践，也一样会制造沉默。在精神健康领域，亲历者活跃的领域，尤其如此。

因为担忧、因为不忍、因为克制。更多的时候是，不指望自己被理解。宁愿被曲解，宁愿自己沉默，也不想再多解释了。想说话的愿望，已经没有了。

在当下，我不会跟 A 说，其实我并不想看到这样的东西，也并不为之感动。我也不想跟 A 去说 B 的坏话，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说过，可是 A 不以为然。而我多年的实践也已经反映了我的态度。如果 A 真的了解我做的事情，了解我的价值观：一方面，我们早就会有更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也就不会发出刚刚那样的消息。

共事并不等于会自动生成友谊。反而是因为都关心社群的利益，关心亲历者，才更容易彼此有高的期待。我现在越发觉得价值观的相似什么也算不上。毕竟，价值观是一件多么难以考察的事情啊。一个人可以说看上去对的话，做看上去对的事，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伤害其他人。

我觉得自己人生中的很多倒霉和悲剧，都是由这种似是而非的连接，以及那种表里不一的事情所带来的。可以说，它们是我精神不健康的诱发因素。

共同实践并不会自动带来真正的亲近，反而经常制造一种被迫维持的关系。我们所在的领域高度依赖“善良”“共情”这些符号，人反而更难说出真正的厌恶、质疑、批评、担心……

这不是我理解的行动，也不是我理解的研究。我认为行动和研究都是一个充满了冒险的旅程，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真空的安全空间，它实际上应该、也必须是一个诚实而危险的空间。我所说的危险，不是刻意制造伤害，而是允许冲突、愤怒，允许说难听的话。我感到沮丧的原因是，亲历者的行动跟研究原本就是为了逃脱某一种压制的，但它现在似乎也产生了新的压抑。

我想对 A 说，我们并不是朋友，我们确实是一起做事的伙伴，我也佩服你做的事情。但我不会把内心这些隐秘的厌恶告诉你，不会把那些我难以为外人道的执着和烦恼告诉你。而我也想对 B 说，别再把我拿来当作你表演高尚情操的工具了。

我问过一些和我有类似烦恼的人，怎么办。ta们有的人已经五六十岁了，有的二三十岁，答案却无非总是妥协、团结、折衷、忍耐。有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对我说，她真的很受不了，即便是跟志愿者说话，还要藏着掖着，还要自我审查。其实挺奇怪的，如果我们做这么多事情，结果只是为别人创造了说话的空间，那么我们图什么？

是中国文化，还是小圈子里的文化，存在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吗？为什么它能够如此规训我们。对直接冲突的回避，对于给人留情面的社交规则，资源稀缺和高风险的边缘群体对内部团结的高度依赖，都制造了沉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健康也好，性别也好，各种各样的公共话题、边缘议题、群体也好，如果你身处其中，觉得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谈，觉得某个圈子的人都特别的好，觉得自己总能被理解，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挺幸运的事情。

回到这篇文章的标题：什么时候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

如果没有任何的语境，只是单独看这个问题，我脑海里第一时间居然想到的是，疯掉就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但是按照这个社会的标准来看，我已经是疯掉的人了吧？但作为疯子、病人，我还是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

长期的压抑和沉默对心理健康百害而无一利，它会不断地强化自我审查、自我监控，不断地让人产生一种认知上的撕裂。也许在事情的一开始，只要吵个架、只要骂回去就能解决的事情，在漫长的沉默里面，最后变得可能哪怕只要看到 B 君这样的人出现，我的一天都会被毁掉。

我从来不指望人们能互相理解。老实说，我不觉得人能在哲学的意义上彻底地互相理解，但我想至少我们可以真正地面对彼此的存在，承认他人的复杂、陌生与不可完全理解。

我很想跟许多人说真话，说实话。但就像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一样，说真话不见得会得到奖励。即便是在那些高度强调复杂性的空间里，人们对复杂性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或许坦诚本身也是一种珍惜资源吧。